苗怀明：《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说的首创者当为孙楷第
《金瓶梅》的成书方式究竟如何，研究者们曾相继提出过集体创作说、个人创作说、集体创作个人写定说等诸种说法，并为此进行过较长时间的热烈讨论，但直到目前为止，并未得出众人皆能认可、信服的结论，不过从近些年不少研究者争相推出作者候选人的举动看，似乎大家更倾向于个人创作说。
迄今为止，学界相继提出的《金瓶梅》作者候选人已多达一百多个。在诸多候选人中，李开先说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
学界一般认为李开先为《金瓶梅》作者说最早是由吴晓玲先生提出的，理由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在第949页“《金瓶梅》作者的真实姓名和生平事迹都无可查考”一语下有一条小注：
《金瓶梅词话》本欣欣子所载序文说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实际上，欣欣子很可能也是笑笑生的化名。另外，有人曾经推测作者是李开先（1501—1568），或王世贞（1526—1590），或赵南星（1550—1627），或薛应旂（1550年前后），但是都没有能够举出直接证据，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中国文学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该书后来在重印时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将“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一语删去。
这条注释为吴晓铃先生所写。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吴晓铃先生是李开先为《金瓶梅》作者说的首创者，大量著述在谈到这一问题时皆作如是说，并且逐渐成为一个学术共识，因相关文章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引述举例。
不过，细读这条注释，就会发现其中有个问题，吴晓铃先生不过是列举介绍几种有关《金瓶梅》作者的说法，并没有说自己是李开先说的首倡者，值得注意的是，他用了“有人曾经推测”一语。
显然，不少人都忽略了这一点，以为这不过是个虚指或谦虚的说法。那么这个“有人”到底是虚指还是实指？如果是实指，那到底是指谁呢？
近读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版）及杜春和等人所编的《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二书，算是揭开了这一谜底。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一书共影印收录孙楷第致胡适书信35封，《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整理选录其中的15封，但略有删节。
这些书信内容多为论学，话题围绕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研究等问题进行，无论是其具体的学术观点还是通体的探讨，在通俗文学研究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可惜未能得到研究者的应有重视。
在这35封书信中，有三封谈到《金瓶梅》：一封专论《金瓶梅》，另一封为此专论《金瓶梅》书信的补充，还有一封也涉及到《金瓶梅》。
这三封书信都没有标明具体写作时间，《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编者推测其中的两封“疑为1935年写”，但没有说出判断的依据。
不过，这三封书信最晚不会超过1944年11月。因为胡适在1944年11月22日致王重民的书信中已经提到了孙楷第上述三封信中的内容。大体上说这三封书信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以下所引孙楷第谈《金瓶梅》语，皆见这三封书信。
从这三封书信可以看出，虽然孙楷第先生没有公开发表过有关《金瓶梅》的论文，但他对该书还是下过一番功夫的。在那封专论《金瓶梅》书信的开头，他已经道出这一点：“关于考证《金瓶梅》的材料，我平日收了一点，因没有时间整理，有的现在也忘了，一时又不愿检书。现先草草写出一个大概。”
在这封书信中，孙楷第先生明确提出：“《金瓶梅》作者，我可以大胆假设是李开先。”“在未得其他反证之先，我一定这样大胆的主张；而且自谓这个假设是极有可能性的。”
其推断过程是这样的：
他首先提出《金瓶梅》作者应该具备四个条件：“（1）作者当为嘉靖人，丝毫无疑。（2）作者必为山东人，亦丝毫无疑。据我看，进一步言之，作者又当为山东济南附近的人（因为他的话和《醒世姻缘》一样，如虚字多用“没的”，如歇后之“秋胡戏妻”，游戏之有‘擿瓜子’）。（3）作者当是名公才子（沈德符《野获篇》）。（4）作者当为有闲阶级、有钱阶级，以书中所铺叙知之。”
根据这四个前提条件，孙先生排除了李攀龙、谢榛等人写作《金瓶梅》的可能性，认为除了李开先，“当时是没有人有作《金瓶梅》的资格的”，因为李氏“在家优游者几三十年，置田产，蓄声伎，无日不待宾客，无日不饮酒填词；他是一个浪漫文学家，千篇立就，不烦思索，星相医卜下棋以至金元乐府，无一不好，无一不通”。
在此基础上，孙先生更进一步指出：“就书中所记，和开先事情比起来也很对”，并从两个方面进行比照：一是“书中所记多是嘉靖二十年以后的事，正中麓罢官家居之时”，二是小说中所写西门庆妻妾及丧子事与李开先经历相似。
同时，他还对人们可以预见的疑问进行解释：“如果有人说《金瓶梅》是骂人的书，如何把自己写在里边？则当反诘一句，《红楼梦》也是秽史，如何是自述家世呢？”
经过如上论证，孙先生断言：“以此言之，则书为中麓所作，实无疑义。”他还分别指出作品人物所影射的具体人物，并强调“凡此种种，非敢谓近似，不过姑为比附，略借以窥测作者之用意而已”。
不过同时，他也举出了一些“绝不相似”、无法比附的情况。孙先生对该书的创作主旨就是在这种作者指认的基础上得出的：“中麓以不羁之才，壮年罢官，一蹶不起，家居三十年，功名之见未能释然，忧愤郁塞，往往形之歌咏。其作此书，大概是无聊时借此消遣，讽世寄慨，亦兼而有之。严氏为天下所痛恨，故或斥严氏；桂洲为个人所痛恨，故或斥桂洲。但亦行文时偶然扭合。若谓纯为报复讪谤之作，则殊不然也。”
随后，孙先生还对《金瓶梅》的思想艺术进行分析，他认为鲁迅先生“作者于人情盖诚极洞达”之言“最为公允”，称赞《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地位甚高”，“因中国长篇创作，以此为第一部”，“与《红楼》同为中国写人情之第一流小说”。
在书信的开头部分，他还用相当长的篇幅对《金瓶梅》中宋明人名、职官羼杂、以明事说宋事以及所记地方、建置祠祀，以临清为多等现象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辨析。
最后，孙楷第强调，“此信没留底子，虽整理加细，不知何日？”并希望胡适“保存一下，日后重写定时，当可以参考参考也”。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孙先生并没有将这封书信重新“写定”成学术论文，后来在修订《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时也没有据此进行解释说明。
实际上，即使不重新“写定”而直接将这封信公开刊布的话，以其内容之丰富之深入，它肯定会成为当时最有份量的《金瓶梅》研究论文之一。
在那封补充性的短信中，他告诉胡适：“在书眉上，又发见几个记出来的宋朝的前辈古人。”并列出具体姓名及载于《宋史》的卷数。
在另一封书信中，孙先生还告诉胡适一则从“隅卿”那里得来的学术信息，即《春雨草堂别集》七之《读庭闻卅世说》中有《金瓶梅》一条，其中提到《金瓶梅》“相传为薛方山笔”，“又云赵侪鹤公所为”。
对这条记载，他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薛氏著《金瓶梅》“似乎不像，亦不可能”，至于赵氏，则“不知其人”，并强调“作《金瓶梅》非山东人不可”。这与其提出的李开先作者说是一致的。
至于书信中所说的“隅卿”，当指著名的通俗文学研究专家马廉（字隅卿），《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15页《金瓶梅词话》一条下有记载。
建国后，孙楷第与吴晓铃既为同事，又是同行，彼此十分熟悉，吴晓铃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关于《金瓶梅》作者为李开先说的这条记载很有可能是从孙楷第处得来的，并进行了发挥补充。当然也有他个人独自研究所得的可能。
在《中国文学史》中他举出了考察《金瓶梅》作者的三个线索，一是作者“有是山东人的极大可能”，二是“作者异常熟悉北京的风物人情”，三是“作者不仅具有相当程度的文学素养和写作才能，而且详知当时流行在城市中的各种文艺形式和作品”。
1982年初，吴晓铃先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发表题为《〈金瓶梅〉作者新考——试解四百年来的一个谜》的演讲，提出要解开《金评梅》作者之谜，可以从六条线索入手：作者是明代嘉靖年间人、作者应是山东人、作者熟知嘉靖年间的北京、作者在北京做过官、作者在京居官时与首辅不谐，因而罢官回里、作者对非正统文学熟谙、爱好且有造诣。
据此线索，吴先生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李开先，并且指出，对照李开先的生平行事，可发现与上述线索相符合（《〈金瓶梅〉的作者是李开先——吴晓铃在美讲学时提出的新见解》，载《文教资料简报》1982年第11期。《文教资料简报》的这篇文章系根据香港《大公报》1982年6月12—14日相关文章摘编而成）。
吴晓铃先生所说线索及研究思路与孙楷第先生致胡适书信中所谈基本相同，并有新的补充发挥。
退一步说，即使吴晓铃此观点并非由孙楷第而来，属于不谋而合，孙楷第提出李开先《金瓶梅》作者说的时间也要大大早于吴晓铃参加编写《中国文学史》的时间，这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说的首创者自当属于孙楷第无疑，今后人们在谈到《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说时，应该将首创权给予孙楷第。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这样强调并非在简单地比判孙、吴二人的优劣高低，不过是通过新发现的一些材料，实事求是的点明学术史上的一个事实而已。
另据朱星先生介绍，孙楷第曾告诉他《金瓶梅》作者的另一个人选——冯惟敏，不过孙先生同时又表示：“只因他是临朐人，又是嘉靖间名士，并无旁证。”（朱星《金瓶梅考证》第3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孙楷第有关《金瓶梅》作者的推断后来还为胡适所接受，他在1944年11月22日致王重民的一封书信中曾说：“《水浒传》的作者，至今不知为谁？《金瓶梅》的作者，似孙子书的猜测（李开先）为最近理。我为‘小说’一门作此‘显微’工作，终不能考定此二书的作者。”（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第250—251页。）
可惜这些珍贵的书信在很长时间内因各种主客观原因没有公开公布，否则可以及早为学术界提供很多研究线索和信息，避免很多重复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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